晚清重臣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千年未有之变局
晚清重臣李鸿章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1901年，就在李鸿章逝后50天晚清重臣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代大家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即问世。对李鸿章一生功过作了盖棺定论。
在书中，梁启超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了一番分析比较。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清王朝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二人地位相当，历史将他们一同推到了风口浪尖，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两个风云人物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伊藤博文的反应要比李鸿章慢一些，然而结局却令人汗颜，领跑的大清王朝踉踉跄跄，日本帝国则一骑绝尘。
伊藤博文
梁启超认为，在“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藤博文距李鸿章相去甚远；而李鸿章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不如伊藤博文。梁启超敏锐地洞察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的功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李鸿章输就输在了“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李鸿章只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
梁启超学贯中西，对李鸿章功过评价可谓切中肯綮。据李鸿章的幕僚回忆，李鸿章在直隶总督时喜看《管子》，甲午战争后喜看《庄子》。历史证明，从故纸堆中找不到富国强兵的济世良方，被阉割了的儒家文化尽管不乏深刻见解，但挽救不了大清帝国的危亡。毕生弘扬儒家文化的梁漱溟，直到晚年才省悟：“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读《管子》，李鸿章学的是经世致用的王霸之道；晚年喜读《庄子》，则是有了宿将还山不言兵的情怀。缝缝补补的事情做的多了，难免厌倦；替人背负骂名，为千夫所指的滋味不好受。
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并无高明之处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的功过，他的优点在于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的不同。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他学过汉语，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西方书籍中汲取营养。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时日虽只有一年，却开拓了眼界，收获颇丰。伊藤博文在日本向来有“读书癖”之称，即使是在做了日理万机的总理大臣之后，依然经常到书店看书。
反观李鸿章，真正睁眼向洋看世界是在其垂暮之年，等他明白清政府为什么会输给日本，已经无力回天。
梁启超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李鸿章不如此，又能如何？迫于只知道空谈的清议晚清重臣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所作的变革尝试也只能触及表层，绝不敢越雷池半步。换了伊藤博文来，结果也是一样的。李鸿章所能作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的功过，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台湾学者柏杨曾将清王朝比喻成一个被KO的末期癌症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大，反而认为对手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
李鸿章就是这样想的，大清王朝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以满血复活。
伊藤博文称赞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只可惜李鸿章走得太匆忙，忘记带漂亮的拳击手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