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改革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变法改革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历朝历代，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文化习俗，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改革中，大的变法改革就有子产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改制、永贞革新、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等，其经验教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变法的时机
商鞅变法时秦国长期内乱变法改革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兵弱主卑、贫穷落后，渴望变法图强。这种情况的变法改革，在宏观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时机的把握，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改革的时机而论，最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郑国子产的改革，它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在于子产能把握时机、创造改革环境。子产执政之初（前543），先对作为国家基石的田地制度进行整顿，改变土地不均的状况；待田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得到国民的拥护后，执政的第五年又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待军制改革增强了国防力量后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执政的第七年再进行法制改革，“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了成文法，这在法制史和社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变法的政治权力基础
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改革，政治权力基础至关重要。
战国时期有两次成功的变法，一次是魏文侯一李悝变法，魏文侯28岁即位，在位50年；另一次是秦孝公一商鞅变法，秦孝公20岁即位，在位25年。两位君主均年富力强，长期掌握大权，给予变法强有力的支持。
与这两次改革不同，缺乏政治权力基础，特别是缺乏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永贞革新、戊戌变法等改革的致命缺陷。永贞革新和戊戌变法有不少共同之处。第一，前者依靠的是一个在位只有几个月，还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的皇帝唐顺宗；后者依靠的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第二，改革集团都是一群地位不高的新人，前者的核心人物王叔文是翰林学士，王侄是翰林待诏，柳宗元、刘禹锡是员外郎，有笔无剑，主持改革被讽为“秘书干政”；后者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是个无权觐见皇帝的工部主事，梁启超是个没有官职的举人，地位最高的谭嗣同也只是个四品的军机章京，负责起草谕旨文书而已。第三，反对势力过于强大，永贞时，宦官和藩镇已长期把持国家权力，盘根错节；戊戌时，朝廷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掌管中枢机关和地方的实权官员大多是反对维新的守旧派。
在这种极为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保守势力一反扑，革新势力便顷刻瓦解：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宦官和藩镇迫使顺宗立敌视改革集团的李淳为太子，八月又迫使顺宗“禅位”给李淳（唐宪宗），改革集团人物俱被清算放逐；与此类似，戊戌年9月，慈禧太后得到维新派密谋逼宫的密报，立刻软禁光绪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殺害。
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掌权只有146天；戊戌变法自6月11日光绪帝颁“明定国是”诏书，到慈禧太后废止新政，仅维持了103天。
变法内容是否利国利民
子产改革，以“为田洫”为先行，厘清土地所有权，收回大贵族违法占有的土地进行再分配，承认新兴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征收税赋以增强国防等。这些举措一开始遭到国人的反对甚至仇视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扬言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三年之后，土地不均的情况得到改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国家也富强起来。国人转而拥护子产的改革，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改革军赋制度，让“野人”即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与国人同样纳税服役；“铸刑鼎”将法律公之于众，改变“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法；实行“学而后入政、择能而使之”的用人制度。这些改革起初也招致许多人反对，但由于它们确实利国利民，很快就得到了国人的拥护。
与之相反，以搜刮民财为目的的改革必然招致失败。在王莽改制的16年中（7—23），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每一次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如第一次，诏令在当时流通的五铢钱之外，增发三种货币：“大泉”“契刀”“错刀”。“大泉”重十二铢，值五十枚五铢钱，是20多倍的不等价交换，“契刀”值五百，“错刀”值五千，更是上百倍的不等价交换，用政治权力赤裸裸地掠夺人民的财产。王莽这些倒行逆施的“新政”，激起了各阶层的强烈反对，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
变法的策略
成功实施改革的子产、魏文侯、李悝、张居正等，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
子产20岁率家兵平定郑国内乱后即参与国政，29岁为卿，40岁担任国卿（首相），深知使郑国由衰转兴的关键所在。郑国是夹在晋楚两强之间的弱国，子产采取“从晋和楚”的策略，争取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同时“为田洫”“为丘赋”，发展经济，增强国防；再顺次进行法制、军制、用人制度等改革，使郑国得以变强。
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成为首辅前已有二十五年的从政经历，先后掌管国子监、翰林院、吏部变法改革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了一批军政人才。他成为首辅时，明神宗年幼，张居正首先争取到李太后和“内相”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支持，因而得以主持和裁决军政大事十年，有了推行改革的政治权力基础和时问。他在财政上清丈田地，推行总括赋役的“一条鞭法”，使得国库充盈；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考核各级官吏，政体为之肃然。
与之相比，永贞和戊戌的改革集团，则都是缺乏政治历练，甚至没有从政经验的人。永贞革新集团的王叔文、王侄担心病入膏肓的顺宗不久于世，不顾积弊深重的政治现实，企图一日尽除宦官藩镇弄权的弊政，又不善妥协，终使改革如流星般坠落。
甲午战争后，朝野很多人都认识到旧法的不足和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呼吁变法。但戊戌维新集团急于求成，在变法的103天中，光绪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其中八九月之交的17天内，竟下达了132件谕旨，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但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几乎得不到执行。改革内容则要尽采西法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将传统的东西都视为落后而一概摈弃，大量裁减官吏，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废除科举……甚至要请外国人来华执政和变法。这不仅遭到守旧派的反对，甚至连许多支持变法的人士也不赞成，维新必然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