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异同
：中国与日本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异同
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与日本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但最终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二者之间的异同，为日后改革提供借鉴。
一、相同之处
（一）改革背景相同
两国都是在面临着外有列强侵略、内有社会危机的困境的背景下进行的变法。变法之前，两国都是封建落后国家，封建专制力量强大，对人民压迫日益严重，人民日益贫困，社会动荡不安。中国在满清政府的统治下皇权进一步加强，封建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僵化。自乾隆后期开始，清政府吏治日益腐败、人民起义不断需要镇压、对外战争不断失败需要支付大量赔款、列强对华不断进行经济侵略，这些因素使得人民的负担日益沉重，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的经济侵略客观上促进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已经诞生且已经有所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后期，虽然经济发展情况良好，但人民的生活却很困苦，人民骚乱不断，阶级矛盾激化。自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列强对日本进行侵略，日本政治经济遭到冲击，大量百姓失业，人民生活负担更加沉重。变法之前，两国都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与外界的联系都很有限。但列强的侵略打开了两国的国门，两国的民族危机都空前加剧。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领土主权完整遭到严重损害，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加剧，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统治阶级内部都认识到中国已经到了亡国亡种的地步了。日本自“叩关”之后被迫开国戊戌变法代表口号，列强不断加强对日侵略，日本的民族危机也是迫在眉睫。
（二）、领导阶级相同
两国变法的领导阶级都是资产阶级。两国主持变法的领导者大多出自封建家庭，或是与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的联系。但他们同时又都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都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要求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客观上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洋务运动期间戊戌变法代表口号，中外交流加强，大批知识分子接触西方西方思想，早期维新思潮兴起。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时，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挺身而出，要求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展现出了高涨的爱国主义精神。
日本不仅平民日益贫困，中下层的武士也陷入困境，逐步发展成资产阶级。日本倒幕派面对民族危机以及中国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纷纷要求加强天皇权威、改革幕政。在推翻幕府统治之后，倒幕派主张学习西方，改变日本现状，摆脱民族危机。
（三）、变法的性质、目的以及任务相同。
两国的变法都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任务都是摆脱民族危机、建立民主制度。两国维新派都主张顺应历史潮流，改变封建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康、梁等人提出“开议院、伸民权”的主张，希望效仿俄、日两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日本明治政府在推翻幕府统治之后，天皇率领众人宣誓，倒幕派以学习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以摆脱民族危机、建立君主立宪制、实现国家富强为任务。
（四）变法内容基本相同
两国的变法都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都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要求广开言路、革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在经济方面，都要求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鼓励创新，扶植私人企业；在军事方面，训练新式海军、陆军；在思想文化方面，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建立新式学校，发展近代教育；在社会生活方面，提倡文明开化，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
二、不同之处
（一）改革力量不同
中国戊戌变法的改革力量主要包括资产阶级维新派、帝党、部分封疆大吏以及国家元首光绪皇帝。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多为年轻气盛、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帝党大多是一些清流派人士还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封疆大吏以张之洞、陈宝箴为首。这些人中除张之洞、陈宝箴外，其余人都不掌握实权，光绪皇帝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不掌实权的。不仅如此，戊戌变法领导者未能发动群众，只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
日本明治维新则是在以明治天皇睦仁为首的、掌握实权的明治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其领导人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都是新兴阶级的代表，受到中下层人民、武士的爱戴，掌握政府的实权，又代表了中下层群众的利益，故而变法获得了大多数国民的支持。
（二）反对力量不同
中国戊戌变法的最大阻力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咸丰皇帝在1861年驾崩，慈禧太后通过辛酉政变夺取政权，掌握了最高权力。在经过同治、光绪两朝之后，慈禧太后的地位十分巩固且培育了很大的势力，这些都是顽固派，对于戊戌变法都十分反对。清廷统治中国已经有二百余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两千余年，这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戊戌变法触动了这些人的利益，最终使得变法阻力很大。
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倒幕派推翻了幕府统治，通过废藩置县大大地打击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削弱了封建反动力量。明治政府又掌握了实权，发动中下层平民、武士的力量，这大大的减小了变法的压力。
（三）国际环境不同
中国戊戌变法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此时中国成为东方唯一一个尚未被完全瓜分的落后封建国家。自甲午战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通过政治借款，争夺修建铁路权利、强借租界、划分各自政治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出现会大大损害列强的利益，列强自然而然地不愿意坐视中国富强，所以维新派虽然一直争取列强的支持但未能如愿，变法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
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此时列强忙于侵略中国，争夺在华利益。又因为此时的中国正陷于太平天国运动之中，列强在亚洲注意点放在了中国这个拥有广大市场与丰富原料的国家：中国与日本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异同，对于日本并不是十分关注。而此时由于争霸，英法、英俄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这时的国际环境对于明治维新的进行与发展十分有利。
（四）社会构成不同
中国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但由于封建力量过于强大、自然经济的基础过于牢固，使得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哪怕经历了洋务运动也未能动摇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外来经济不断入侵、洋务经济不断压迫，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弱小。在城市中，依然以小市民阶级占多数，官僚也占一部分，资产阶级极为有限。在乡村，依旧是以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为主。所以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得不到民众的普遍支持，自身也没有足够的阶级基础去推动变法的进行。
日本在“叩关”与“黑船事件”之后，经济政治遭到巨大冲击，自然经济充分瓦解，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中下层武士逐渐转变成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加强，明治维新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五）变法策略与实际操作不同
中国戊戌变法是在一批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年轻气盛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进行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代表口号，在极短时间内下达多封诏书，将诸多措施一股脑的推出，一项还未完成另一项就又颁布，使得执行的官员与百姓还未“消化”旧的冲击就要接受新的冲击，没有章法，毫无策略可言。这就显得戊戌变法在实际操作上十分紊乱，有点操之过急。再加上维新派只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错误相信袁世凯，除提出“救亡图存”的口号外未提出具体的目标，这都显得戊戌变法在变法策略与实际操作存在致命性的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大多为倒幕派领导者：中国与日本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异同，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在变法的过程中提出了完整的、可行的计划，一切按照计划执行，变法显得十分有序。而且日本明治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以及“富国强兵”三大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
（六）结果不同
中国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诛杀戊戌六君子、废除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变法措施。康、梁最后出逃日本。
日本明治维新最终以成功结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不仅摆脱了民族危机，资本主义大大发展，最终跻身于列强之列，踏上了扩张的道路。
三、总结
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是世界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两次改革，探究他们之间的异同对我们日后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