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癸卯 “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
清光绪癸卯 “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
澎湃新闻记者 林夏
11月27-28日，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学者与会。受疫情影响，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共分八场进行，日程紧凑，内容丰富。学者就科举考试内容、学额、生员入学年龄等问题做了热烈探讨。
线下参会学者合影
第一场由马忠文（中国社科院）主持，曹南屏（复旦大学）、马忠文评论。
李开军（山东大学）的报告题为《江标〈为电〉论》。《为电》一文是江标光绪戊子（1888）江南乡试获隽时的第二场五经文首艺，题目来自《周易》“说卦”“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一句。李开军认为，《为电》是一篇形式上脱逸开八股体式之束缚，以富于文学意味的表现方式（骈俪、韵语、拟托等）写成的传播现代电学知识的论说文，其形式上的非八股品质、文学性和取信西学的倾向都比较鲜明。如果把这篇文章置于江标个人历史中来观察，《为电》等的写作是他后来任湖南学政时（1894-1897）施教的预演。
杨齐福（浙江工商大学）的报告题为《战时科举：咸丰九年江苏安徽乡试借闱浙江举行》。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江苏、安徽咸丰五年的乙卯乡试和咸丰八年戊午乡试被迫延期。咸丰九年清廷举办己未恩科乡试，江苏、安徽乡试借闱浙江贡院举行，社会各界对此反响强烈。这次乡试与历届乡试相比既有诸多共同点，譬如主考官由皇帝钦派、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各种弊端层出不穷；又有一些差异性，诸如考试地点、考官选派、考生选拔、选送人数。杨齐福认为，这次乡试的举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既振奋江南士子的人心，也留下时局动荡的隐患，还实施了科举自救之路。
蒋宝麟（上海社科院）介绍了其新著《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的写作缘起和整体思路，具体从经费、财政的角度，阐述了科举与学堂的制度联结。
第二场由李开军主持，蒋宝麟、李开军评论。
梁志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报告题为《清代科举的社会流动性：基于学额的研究》。通过分析清代的学额制度，指出科举制度的设计的确给了平民一个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但高昂的求学和应试成本，是诸多平民家庭无法逾越的障碍，虽然清代各地都有资助科举的宾兴组织，但很难满足所有考生的需求。同时，近乎百里挑一的学额录取率，进一步降低平民家庭走科举道路的决心。清代科举社会流动性最主要还是地主官僚等有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承的家庭和家族，在清代，祖上三代之上一穷二白的“穷秀才”绝对是少之又少。
郭文安（广州大学）的报告题为《道光前期广东新进生员及其中举年龄（1826-1828）》。他以学政翁心存《粤东校士录》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指出清道光六年（1826）至道光八年，广东新进生员2686人，其中有107人先后在广东乡试折桂，进学与中举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8.9岁（实年）、35.3岁（实年）。值得注意的是，统计生员考取举人的平均所需时间是以结果为导向，即计算士子在不同层级科考成功的平均递进时间，应该以中式考生而非全体考生为统计对象。这107人由生员成为举人的平均时间为12年。此外，清代士子报考科举时普遍减岁。具体而言，无论童试抑或乡试，清中期广东士子的官年比实年大致都会少2岁。
叶鹏（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清代生员入学年龄新探——读翁心存辑生员名册两种》。他根据翁心存道光六年前后督学广东所辑《粤东校士录》及道光十二年前后督学江西所辑《西江校士录》，提取4627名文生员、1757名武生员的入学年龄数据，统计得出文生员平均入学年龄为26.14岁，武生员平均进学年龄为21.8岁，加之官年现象的影响，实际入学年龄应当是文生员在27-28岁之间，武生员在22-23岁之间。前人研究样本数量较少，样本中具有高级功名者比重过高，因而导致了估算结果偏小。
第三场由戴海斌（复旦大学）主持，郭书愚（四川大学）、戴海斌评论。
李林（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抡才大典”之另面——清代武科弊情及武科革废考论》。武科选士，清代亦称“抡才大典”。李林首先考述清代武场之防弊措施、作弊手段及惩处法则；次则结合官方档案及民间舆情，并证以实例，揭示部分武科士子之弊端与其为患；再则梳理清季革废武科之论争与历程，藉以管见其时政局变迁之一斑；最后略述武科废除之善后举措及社会反应，略及晚清军事近代化及旧式武科转型诸问题。
徐世博（暨南大学）的报告题为《清代贡院号舍添建活动考论》。他梳理了清代各地贡院号舍的数量变化和添建活动的概况，分析与之相关的学额、举额、录科定额、工程资金筹措方式等因素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讨论清代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管控乡试规模的态度与能力问题，并力图以此为线索，在西学东渐的横向视角之外，为理解清末乃至清代科举制度的兴衰提供一个纵向视角。乾隆时期各地贡院停建号舍，嘉道以来添建号舍活动的复苏和常态化，以及这类活动在清末迎来新高潮的这一连串变化，或可被视为清代科举制度经乾隆改革后重振，再逐步走向衰落的一条隐线。
裘陈江（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为往圣继绝学”：孔教会的教育事业》。孔教会前期的孔教学校多为各地支部自发发起的附属机构，除了澳门孔教学校，其余后来多湮没无声。澳门孔教学校虽然也提倡儒学教育，但其规制和目的主要在于收拾华侨子弟，在殖民统治下维持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基础教育，同时偏于一隅，因此在孔教会整个宗教宣传中并不重要。而孔教会总部和首脑在民国初年忙于国教运动，无暇专心于会务和机构的建设，导致在国教运动失败后，被迫转而进行最基础的“孔教”教育和宣传，孔教大学及其附属学校的创办成为其重要任务和宣传窗口之一。但是孔教大学等的创办，与孔教总会堂的建设关联，在陈焕章等人的初衷是要将二者合并进行，互为支撑，并以此来吸引社会关注和捐赠。但由于孔教总会堂建设的失败和社会上对经费去向的质疑，以及后来孔教大学凋敝的状况，使得这项本来立意神圣的事业继续抹上了不光彩的颜色，甚至沦为笑柄。
第四场由瞿骏（华东师范大学）主持，蒋勤（上海交通大学）、王夏刚（大连大学）、瞿骏评论。
戎恒颖（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宋代贡举再探——以中、法考试理念比较为视角》。她以北宋中期（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为例，将中国科举制度与法国的大学校考试制度比较研究，并选取北宋时期的贡举省试答卷作深入探讨。通过结合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同时扎根于宋代的文本，在比较视野下，重新探讨宋代科举的一些现象，关注其对高层官僚文化感召力的重视，理解其士大夫“文化贵族”的心态，分析其官吏二途背后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陈尚敏（兰州城市学院）的报告题为《书院革新、科举改章与清季甘肃士人思想变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止，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乡试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对甘肃而言清光绪癸卯 “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癸卯恩科还是唯一一次按新章举行的乡试。陈尚敏通过该科《甘肃乡试闱墨》所收录的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文章，描摹甘肃士人的思想变动，并指出其与陶模、崧蕃两位陕甘总督推动下的兰山、求古两所省级书院教育革新密不可分。
蒋硕（浙江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晚清上海西人译介中国科举与八股文——以晁德蒞〈中国文化教程〉为中心》。晚清上海徐家汇地区的天主教神父晁德蒞编译的拉丁文五卷本《中国文化教程》，是一部供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课本，也是一套中国古代经典的文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该书第五卷是迄今最大规模的八股文西译，译者认为八股文众体兼备，是中国修辞的集大成者。晁氏选用古罗马的拉丁修辞学对译并阐释中国传统修辞，涉及修辞手法、修辞格、文体风格、八股文篇章分析等问题，将中西古典修辞进行汇通，并将中国修辞传播到西方。蒋硕指出，一般认为中西修辞学系统性汇通要晚至民国时期才开始，但是晁德蒞在晚清时期就将八股文的修辞体系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译介与汇通，使中西古典修辞汇通的年代提前，对中国修辞学史及比较修辞学具有重要意义。
苑津山（浙江大学）、林传舜（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清末变局中的“他者”认同：丁韪良颂扬科举的时代因由》。清末社会圮塌，国人送葬科举的哀声、西方传教士批判科举的靡音连绵不断，丁韪良却与之截然相反，发出了颂扬科举的鸿鸣。丁韪良认为科举有对民间百姓、对科举本身、对清廷和对西方有四处利好，即公平度才为先、激励测评竞争、制衡稳定士人、本国推介考试。苑津山、林传舜认为，丁韪良颂扬科举是基于热爱汉学的兴趣、周围士人的形象、绵里藏针的宗教、抬高中国的造势的四维立场，应以丁韪良颂扬科举管锥当代启思：认识一方文化才能有深刻评价、对我国古代考试文化积极认识、理性看待之于中国文化的他者。
张林杰（宜宾学院）的报告题为《廖平〈会试朱卷〉考论》。中国近代著名经学大师的廖平参加了光绪十五年会试，通过对他的《会试朱卷》版本、履历页、科份页、文章等考证，张林杰发现，尽管廖平本人一再声称自己是己丑进士（即光绪十五年进士），但他的《会试朱卷》却明明白白地写着他是庚寅进士（光绪十六年进士）。国家图书馆所藏单行本廖平《会试朱卷》并非该馆所标注的光绪十五年刻本，而是光绪十六刻本。该单行本为廖平《会试朱卷》诸版本中最为完整的一个版本，通过该版本可以纠正《廖平全集》本《会试朱卷》中文章之错误排序以及所缺之文字。
会议现场
第五场由杨齐福主持，裘陈江、徐世博评论。
郭书愚、李宗庾（四川大学）的报告题为《清季改书院为学堂的实际运作和社会影响——以校士馆为中心的考察》。清季“新政”之初，一方面竭力推动各地立改书院为学堂；另一方面低调默许各省办校士馆或保留个别书院，缓解书院停办对旧式读书人的巨大冲击，以及给地方政务运作带来的压力。各地主政者在具体办理时，普遍注重安抚相当数量因书院改学堂而失去生计的“旧学寒儒”。但无论校士馆还是保留的书院，乃至停科举的善后举措，皆明显忽略在“培才”层面提升其因应时代需求的能力。全面落伍于时代的该社群持续掣肘新政学务的实际运作、困扰新旧教育转型进程。
王艺纯（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清末第一次归国留学毕业生考试述论》。光绪三十年（1904年），针对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学务处拟定留学毕业生考试章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中举行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分为学务处考试与保和殿覆试两场，分别考察留学所学科目与经史论说。共有14人通过考试获得出身奖励与赏赐官职，分别以翰林院检讨、分部主事、内阁中书及分省补用知县的职位选用，后分别被奏调回到原处或商部、外务部等处任职。此次考试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反响，考试重“空谈”而非“实学”与官职任用“所用非所学”是主要批评方向。然而，清廷内部官员与时人对于“实学”实际上有着不同层次的认知。清廷在考试的实际操作层面，又存在种种曲折。
张亮（四川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晚清四川童试中枪架、老弯匪患的整饬与清肃——以“卢文斗案”为中心的考察》。晚清时期，枪架、老弯成为扰乱四川童试试场的一大乱源。同光之际，曾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开启整治老弯、枪架的序幕。光绪六年，叙永厅童生刘怀治在考试期间，被枪架、老弯卢文斗、陈世玉等骗去银三百两。刘怀治之师文生龙沛霖对此极为愤恨，遂向学政陈懋侯状告匪徒卢文斗等人。陈懋侯对此极为重视，沿用张之洞所拟清查与整治办法，结合龙沛霖所呈的枪架、老弯匪徒名单，抓获部分匪徒到案，虽未能抓获卢文斗等人，但对四川试场的匪患仍有一定的整饬和震慑作用。光绪九年，邵积诚在任四川学政期间，终于抓获卢文斗及其团伙，沉重打击了活跃于四川的枪架、老弯团伙。此后，四川童试的枪架、老弯等弊大减，试场积弊得以清肃，晚清生童岁科试因此获得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六场由梁志平主持，李林、梁志平评论。
张仲民（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废科举者，兴科举也”：清末最后的“杂试”与“朝考”》。清代科举制度内容包罗广泛，除了平常所知的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考试层阶之外，还包括各种补充性的“杂试”，如优拔贡考试、生员考职、保送举贡，此外清廷不定期举办的经济特科、举荐孝廉方正、举荐博学鸿词等考试。只是在乡会试存在的大背景之下清光绪癸卯，这些考试的成色不足，由此得来的功名虽算正途，出路却一般，故不太为科举中人看重。但伴随清廷立停科举政策的出台，这些辅助性考试的地位在新环境下大受清廷重视，遂引发了时人、时论极大的参与热情和关注度。张仲民梳理了这些辅助性考试，并藉此反思科举立停造成的社会效果问题，进而从制度史角度重新审视所谓“废科举”与“兴科举”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的重要悖论现象。
柯丽玉（厦门大学）的报告题为《同途殊归：清末民初末代秀才的出路及退路》。鼎革之际青年一代的出路选择，折射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走向。科举废除前夜，读书应考仍是士子的日常生活状态，社会功名意识并未弱化；科举废除后，社会提供的多样化出路于青年秀才大多可行，只是出路总体量未必增大，导致谋生之路曲折坎坷。社会趋新大环境下，不断接受新学者跟上了社会变革步伐；而屡屡失利退回乡村者，在精英缺失的乡村亦受尊崇，以新旧双重身份被乡民与新政所需，助推着乡村社会转型，展示了转型时期乡村绅民矛盾斗争关系外的另一面向。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为时代失利者提供了一条退路，其或对科举立停造成的反体制力量具有削弱作用。
王亚飞（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从新学制对旧学教育的规划再思科举的罢废》。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在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的同时，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于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的教育改革因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清光绪癸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
第七场由陈文彬（复旦大学）主持，陈尚敏、徐佳贵（上海社科院）评论。
王明前（厦门大学）的报告题为《太平天国基础教育制度的缺失与科举制度的演进》。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基础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也只局限在宗教意识形态一隅。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儿童，因为缺乏基础教育制度的规训，加之太平军贵族有意识训练其成为战争工具，失去了本来应该接受启蒙教育的社会化机会。太平天国前期科举制度，并没有建立在基础教育制度之上，说明太平天国缺乏长远眼光，而只满足于依靠科举暂时取一时人才之需。洪仁玕在规范科举考试形式的同时，并未以此为契机科学规划基础教育制度。后期科举，基本落实了洪仁玕的规划，考试内容也仍然以基督教内容为主。但是一方面，常熟科举中不断出现儒家经典内容，无异为后期科举的异响；另一方面，钟良相濮院“仁政”在嘉兴科举上也有表现。太平天国尽力发挥乡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乡官掌握社会资源的有利条件，动员文人参加科举。
许虹（武汉大学）的报告题为《从科举诗看清代书院师生举业心态》。围绕科举考试，清代书院师生创作了一系列科举诗。这些科举诗真实还原了师生们对于科举考试的所思所悟。因为身份和阅历的不同，师长、生徒对科举的认识和心态存在一定偏差，即师长看得更远，以学术传承、亲君亲民等内容为目标，心态也颇为平和；而部分生徒的追求并没有如此高远，甚至专以书院考课优胜的膏火费为养家之资，科举登不登第则无所谓。其心态也呈现出多种倾向，或功名心切而一意夺冠，或希冀一第而愈挫愈勇，或暗含讥讽而冷眼旁观。但这并不妨碍师生间的情感交流，书院也始终承载着师长们的教育理念与理想，并且愿意接纳生徒们追求与人生的不同。
季洪斌（江苏省徐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报告题为《〈对读硃卷〉及其在科举考试中的应用研究》。他通过对一例光绪23年甘肃乡试的《对读朱卷》中读生、同考官、主考官的阅卷墨迹、各类管理人员的15枚印章及《对读朱卷》上各种符号表达的研究，再现一百多年前的科举考试场景。
第八场由安东强（中山大学）主持，左松涛（武汉大学）、韩策（北京大学）、徐进（山东大学）评论。
王夏刚的报告题为《晚清院试录取率研究》。王夏刚指出，晚清学政日记中有学政在工作过程中记载的第一手数据，以之为基础来计算院试录取率，有其可靠性。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湖北省的录取率最高为驻防童生，为16.5%。其他考生最高录取率为8.9%，最低录取率为3.7%。甘肃录取率最高可达到48.8%，最低也达到了10%。贵州录取率最高为8.2%，最低为6.8%，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院试录取率受学额的制约，但考生人数是影响院试录取率的关键。晚清时期，由于县试、府试不按照学额比例选拔，致使应试童生较多的地区院试录取率偏低。由于学额不同，导致同一地区的不同县，同年入学的生员有时会出现较大的水平差异，让学政在衡文时难以掌握平衡。晚清广额的推行，也使部分学政认识到生员水平逐渐减低，并带来管理难题。
李芬（中国社科院大学）的报告题为《晚清乡试主考官的钦差生活——沈炳垣、孙毓汶、俞陛云赴四川日记比较研究》。清代乡试主考官通常经过考试从翰林院编检中选拔，对大部分翰林而言，这是他们仕途和生活经历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一些考官留下的纪行日记是反映乡试考官群体钦差生活的重要文献。沈炳垣、孙毓汶、俞陛云先后于咸丰二年（1852）、同治六年（1867）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通过对这三位考官蜀地行程日记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他们入蜀、出蜀时的日常活动、所见所闻和心理感受。虽然都是赴川履职，却因时代和环境变迁清光绪癸卯，以及个人因素的异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三位乡试考官的钦差生活也反射出近代社会变迁的痕迹。
郑宁波（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中的考试》。在胶东战略区的农村，一些既有的整风措施难以发挥作用，缺乏力度，影响整风效果，组织考试是更有力度的措施，也对整风参与者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最后的综合讨论环节，与会学者进一步交流、探讨。安东强认为，在今后的科举研究中，大数据是个可以进一步开拓的方向，多学科综合研究也非常重要。马忠文指出清光绪癸卯 “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与古代制度史研究不同，近代史可以把制度史和社会生活史结合起来，像清代科举制度史就需要更多的日常生活研究，把科举和生活体验联系起来，要注重日记、笔记等材料，多做一些个案研究，这样才会使科举研究更加亲切、自然。马忠文还指出，很多量化史学的统计结果其实不超出经验范围，研究意义有待加强，量化史学需要深化。
李开军认为，科举文献存世的史料是非常庞大的，可以加大影印出版的力度；八股文之于晚清的影响还有待研究，这也需要文学研究者与史学研究者的进一步合作。左松涛指出，很多史料存在矛盾，用同样的材料甚至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是很多研究者先有一个全国性的通识，再用这个通识去解释地方，这是基础性研究不够、历史训练之中简单化造成的。
李林总结到，本次研讨会解决了很多基础问题（比如什么是学额、学制），也探讨了不少科举的具体操作（童试基层、乡试考官、贡院号舍、太平天国、借闱考试、武科、经费问题）；在视野方法层面，运用中西对比的视角，进行统计分析、可视化呈现；此外，还拓展了基层档案、地方文书，学政、考官日记、细致考卷等等文献材料。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